崔珍淑和杨年冬拉着扭着走进上竹派出所院子的时候，所长沈笑正和弟兄们吃早饭。沈所长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是7点43分。

    杨年冬把怀里抱着的一个电饭煲和一杆断秤往派出所的餐桌上一放，就开始零零乱乱地陈述着事情发生的经过。

    他是上竹坪村的，一大早挑了自家的西瓜到街上卖。“金娃娃美容美发店”的老板娘崔珍淑到杨年冬的摊担边选中了一个瓜，过秤有2.1公斤，按每公斤一元算帐，杨年冬让崔珍淑付他两元钱算了。崔珍淑先没提出异议，等把瓜抱在手上后却对杨年冬说：“前天，我儿子买瓜时你宰了他一元钱，今天只付你一元，俺俩把帐抵了。”

    杨年冬也不是盏省油的灯。俗话说：“买卖不过阴沟”，说我宰了你儿子，你当时怎么不来找我？事情都过去了两、三天，这无根无据的哑巴亏他睁着眼是不会吃的。但西瓜已经让崔珍淑抱在手里，大庭广众之下不便为一元钱和一个女人去抢夺西瓜，更何况杨年冬心里也的确有鬼。那天没等找完最后一元钱，崔珍淑的儿子就走了。杨年冬当时并没有喊住他，很轻松地占了一个无知儿童的便宜。于是，杨年冬就从崔珍淑手里接过1元钱，颇有心计地说：“你抱回去吃吧。”

    瓜卖完后，杨年冬挑着一担空空的箩筐到“金娃娃美容美发店”找崔珍淑收那一元钱的帐。

    “先不是讲好了抵帐吗？”崔珍淑有些莫名其妙。

    “那是不可能的。”杨年冬瞧着脸盆里几块吃剩的瓜皮，狡黠地说：“我可以退你两块钱，但你必须还我原来的瓜。”

    这时候，崔珍淑才明白，自己钻进了杨年冬设下的圈套。她当然不甘心就这么屈服于他，于是，坚决地回绝了杨年冬的无理要求。

    杨年冬顺手抓过桌上的电视遥控器刚要走，崔珍淑上来一把扭住了。拉扯中，只听“崩”的一声，杨年冬卖瓜的秤杆断成两节。事情由此闹大。杨年冬抱了崔珍淑店子里的一个电饭煲，声称不赔他的秤就要用此物做抵。双方僵持一阵后仍无结果，只好来派出所请求公断。

    对派出所来说，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实在司空见惯。以往的经验告诉沈所长，对这类问题的处理不宜操之过急，等双方的情绪都平静下来后再处理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沈笑对杨年冬和崔珍淑说：“东西先放在派出所，明天一定处理，包你们都满意。”

    杨年冬和崔珍淑没再说什么，踏踏踏地走出派出所院子。

    这时候，沈所长他们的早餐也没滋没味地吃完了。

二

    按照安排，这天派出所除留下一个人值班外，其余的全部都要到治安秩序较差的麻地村开展重点整治，有些事情需要事先研究一下。

    所里的会议开了20分钟的时候，杨年冬又折回来了。他说，他出去听别人讲，崔珍淑的丈夫在乡政府某部门工作，平素与派出所过从甚密，因此，他与崔珍淑的扯皮事最终肯定得不到公正处理。他还举出例来，说有人跟他打赌，只要他一回家，派出所肯定就会把电饭煲归还给崔珍淑，到时候让他领回自己的断秤。

    沈所长觉得杨年冬的话有些好笑，就反过来问他：“那么，你看这事怎么处理？”

    杨年冬没把沈所长的话听进去，张口就开了黄腔：“干脆把电饭煲给我，这件事由我自己处理。”

    这显然不行！

    一杆小秤充其量就是10来块钱，而一个电饭煲少说也值150元，两者价值相去甚远，怎能一物换一物？况且，东西是放在派出所的，双方当事人不到场，问题最终得不到圆满解决。而如果真按杨年冬说的，让他们自行解决，矛盾会不断激化，雪球不知要滚到多大。

    公安机关对此要负责任。沈所长就断然地告诉杨年冬：“那不行！”

    杨年冬已经让别人的米汤灌糊涂了，居然提出来要派出所给他买杆新秤，要不就由派出所出面在街上给他借杆秤让他卖瓜。沈所长瞧瞧杨年冬空空的箩筐，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一个难缠的嚼经客，也只好忍在心里不发作，依然好言劝慰。

    副所长伍中正脾气急燥些，见所里的会议没法开下去，就插了一句话：“老杨，这街上到处是你的熟人，真要卖瓜，你就自己去借杆秤不行吗？”

    杨年冬知道伍副所长有些烦他，就没好气地回道“我只和沈所长说话，关你什么事？”

    伍副所长见杨年冬的话这么没有人情味,语气也就硬起来：“派出所只可能给你处理问题，凭什么一定要给你借秤甚至买秤呢？我是这里的副所长，请你说话要尊重人。”

    “管你是什么鸡巴副所长，老子怕你个卵，今天不赔秤，我就偏不走，看你能把我吃了？”杨年冬摆出一副十足的无赖相。

    沈所长见杨年冬开口骂人，马上接话：“喂，我说老杨，你怎么这么不知好歹！派出所并没有得罪你呀。”

    怒气冲冲的杨年冬扭头又冲沈所长乱骂一气。他的双脚在地上轮流跺着，灰尘扬起来，手指已经戳到了沈所长脸上，嘴里飞溅出唾沫，边骂边挽着袖子。几个民警好言相劝，但根本就不管用。

    吵闹声引来了许多围观的群众。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伍副所长抬腕看看表，已经闹腾了两个多钟头。但从杨年冬的表现看，仍然没有收场的意思。伍副所长急着所里的工作，又考虑到影响问题，就尽量压住心中直往上窜的火气，说：“老杨，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你与崔珍淑的纠纷明天调处，我们正在办公，请你不要妨碍我们。”话刚落音，杨年冬右手尖尖的食指就戳上了伍副所长的额头。事已至此，伍副所长便义正辞严地说：“把你的指头收回去，并请你暂时离开这里。”杨年冬根本不听，竟提拳凶了上来。伍副所长准备伸手去抓杨年冬的衣领推他出去，恰在这时，杨年冬头部猛地一摆，他本是想躲过伍副所长的手，结果让脖子碰上伍副所长锋利的指甲，脖子上顿时留下三道鲜红的抓痕。

    杨年冬找到了借口，夸张地哇哇大叫着，口口声说派出所打了人，非要拼个死活不可。但闹了一阵，所里谁也没有理他。后来，自觉无趣的杨年冬总算离开了派出所。从早上7点多钟到上午10点，在经历过一番吵嚷后，派出所院子里终于安静下来。

三

    沈所长早就预料到，这种安静只是暂时的

    没多久，杨年冬就领着上竹坪村的村主任来了。他出去后专门打了电话，请村主任“为民做主”。

    村主任不会象杨年冬那样横蛮。到派出所后，他主动请求与派出所商量解决问题，极有诚意把矛盾化解。沈所长站在从严治警的高度也一再表示，只要杨年冬不故意刁难，事情就能心平气和地解决。鉴于杨年冬脖子上的三条抓痕是伍副所长不意间造成的，沈所长表态由派出所给杨年冬弄点药。村主任也帮助积极做工作，杨年冬慢慢地消了气，同意弄点药就算了。

    于是，沈所长亲自驾车将杨年冬送往就近的上竹坪卫生院弄药，同车去的还有杨年冬的几名亲戚。

    沈所长领着杨年冬正排队挂号时，想不到事情却节外生枝了。

    上竹坪村的党支部书记毛海明骑摩托车经过卫生院门口时，正好被杨年冬的亲戚看见。听说派出所打伤了杨年冬，在没有问清任何情由的情况下，毛支书大发雷霆说：“翻天啦！派出所敢打我的村民！去，叫杨年冬别搞药。我回村去组织200人来，把派出所冲了。”嫌这么煽动还不过瘾，毛支书又吩咐说：“你们把什么伍副所长给老子抓起来，押到村里去审问。”

    毛支书这么说话的原始动机如果归结为个人水平与觉悟问题，我们可以理解为“为民请命”。但实际上，毛支书骨子里并没有这么高尚的品德。他有一个至亲曾被派出所送了劳教，他当年的说情没有得到恩准。另外，前年换发户口簿时，上竹坪村有2000多元工本费被村里挪支，派出所停办该村的户口簿换发后，许多村民找到村支书，他顶不住后只好把钱如数交到派出所来，使他想吞下这笔钱的如意算盘落空。这么两件事，让毛支书对派出所一直耿耿于怀，寻机报复。

    这回，他总算可以借题发挥了。何况这样的事情最容易调动起群众的情绪。

    有了毛支书给的尚方宝剑，杨年冬和他的亲戚们临时改变主意，怒气冲冲地离开卫生院。

    一个堂堂的党支部书记凭着他的号召力，就这样把一个本来可以迅速解决的矛盾扩大，把两名警察推上了警民关系的悬崖！

    回到派出所的沈所长万般无奈地对伍副所长说：“在这件事情上，你没有太多的过错。但眼下，他们把矛头主要对准你，我看你就先回避一下吧，这边由我顶着。”

    伍副所长很感激地说：“事情由我引起，我就敢于负责，你一个人应付压力太大，我堂堂一个人民警察怕什么呢？”

    “我知道你的脾气，无论怎样危险的情况，你从来就没怕过。”沈所长在伍副所长的肩头重重落下一巴掌：“可是，我们今天将要面对的大多是不明真相的群众，而不是违法犯罪嫌疑人！”伍副所长理会了所长的一片苦心，他没有再坚持什么，默默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四

    天刚落黑的时候，毛支书果真领着30来人涌进了派出所院子。看热闹的人也来了不少。本来就不大的院子里到处是晃动的人影。

    毛支书领来的那些人多是年轻后生，一个个红着脸，嘴里和鼻孔里喷着酒气，可以想象出他们在出发前曾有过一次壮行的晚宴！他们都是自由人，谁也没办法招呼他们坐下或站在某个固定的地方。他们楼上楼下地随意走动，俨然是在参观或检查工作。啪！屉子拉开了，没什么看头，又啪地一声关进去。所里的日志，谁有兴趣就信手翻翻，个别人还白字连篇地读几句，嘴是不轻易张的，张口就是粗话……

    只有村支书一本正经地与沈所长谈条件。条件就三个：一是赔偿杨年冬医药费3万元；二是派出所交出“凶手”，由群众押回上竹坪村处理；三是派出所公开赔礼道谦，并将书面检查打印几十份张贴到全乡各村。

    沈所长说，那么多钱，派出所是拿不出来的。就算所里有钱，局里也有财经纪律，未经局党委研究同意，他沈笑一个人做不了主。这不象在自家的园子里搞黄瓜，你喜欢摘多少就摘多少；瞧准哪个瓜就一把揪下来。另外，伍副所长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既受法纪法规约束，又有人民警察的行为规范制约。作为组织中人，他的行为即使有过错，也只能由局党委追究，这是个原则问题，交村里处理是不可能的。至于赔礼道歉的问题，沈笑说，他身为所长，愿意去做，只要不过分。

    毛支书对沈所长的答复肯定不会满意。他对沈所长说：“你做不了这个主，干脆等县里来了领导再说，明天见！”

    说完，毛支书领着那帮人走了。按他的安排，杨年冬从此就吃住在派出所，问题什么时候处理满意他就什么时候离开。

    当夜，杨年冬留宿派出所。

    夏夜酷热！

五

    第二天，沈笑和伍中正赶到县城，将情况向局党委和县委政法委如实汇报。

    局党委听了汇报后大为吃惊。这几年来，局里下大气力着力于创建一流队伍和人民满意派出所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上竹派出所在区区一件小事上居然处置不当，造成不好影响，局党委决定先从自身找原因，必须给人民一个满意的交待。

    局纪检监察室的负责同志被派往上竹派出所对这件事情做出处理。事先，这位负责人做了沈笑和伍中正的思想工作。他说，杨年冬的确是有些刁，毛支书又在火里浇了油，碰上这样的事情，再理智的人也难免会弄出差错。但局党委坚持让派出所自我反省也是正确的。首先，杨年冬的脖子上确实留下了三道抓痕，这抓痕又是我们的同志造成的，人家现在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损害了公安队伍的形象。作为公安机关，我们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就跟破案一样，注重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因此，在这件事情中，尽管派出所的责任不大，但我们必须做到防微杜渐，警钟长鸣。其次，杨年冬只是一名普通群众，而我们是人民警察，无论是政策法律水平还是思想觉悟都不能与他同日而语。我们能理解一个乍进城的农民随地吐痰，而无法原谅一个警察顺手丢下一只烟头。再次，局党委既然介入处理，就不能有护短的嫌疑。如果我们当时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及时对问题作出处理，哪怕没有任何结果，也会比现在的结果好。因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工作还有失误，讲究处理问题的方法有时不一定就是好办法。我们要借此让群众明白，公安机关有决心和勇气正视队伍中存在的哪怕是白玉微瑕的问题。

    那位负责同志最后让沈笑和伍中正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就这件事情向当事群众作出公开检查并赔礼道歉，以求得人家的谅解，把事情彻底解决。沈笑和伍中正没有作出过多的辩解，他们保持沉默，不是因为没有话说，而是他们心中只记住了四个字：警令畅通！

    第三天上午，处理事情的会议在乡政府会议室举行。与派出所与会的人数比，杨年冬与他的亲友以及上竹坪村的村干部形成强大的阵容，具有压倒性优势。局纪检监察室的负责同志从人民满意的大局出发，表明了局党委在这件事情的明确态度，那就是少讲客观，多找自己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该打板子的就得打板子！同时也希望群众能理解公安工作的艰难，往后多支持派出所的工作。接下来，是沈笑和伍中正作检查和赔礼道歉。他们两人所讲的内容都相差无几，语气滞涩而低沉，全然不是他们平时办案时那种干净利落的作风。客观地说，他们的检查事先准备并不充分，谈不上认识深刻，说到底只是在做样子。而对在座的杨年冬他们来说，也根本不会在乎检查的内容，他们满足的只是这种形式而已。

    这一回，毛支书一反常态，把索赔的数额一下陡降到1000元。他要在局纪检的同志面前表明他不是漫天要价的，他是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好支书。

六

    我曾就此多次找当事民警采访，也曾多次与别人一起讨论，甚至一个人独自思考。我始终关注的两个问题是：这件事情如果一开始就处理会不会出现后来这么多的麻纱？公安工作究竟怎样让人民满意？

    沈笑说，按道理，群众有问题找到派出所能当面解决的就当面解决，这是创满工作的要求。但是，我们约杨年冬和崔珍淑第二天来处理上基于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们两人仅仅因为一元钱发生矛盾，而没有太大的利害冲突，后来就算弄断一杆秤，也不过10来块钱。我们有意让双方“冷”一下，消了气，一个哈哈或许就把问题解决了。而在当时，要他们拿出高姿态作些让步，谁都难以接受。第二，仅凭他俩说的，情况难免有些出入，比如说杨年冬宰崔珍淑小孩一元钱的事，我们还得对事情做些调查，这需要时间。第三，崔珍淑的丈夫在乡政府部门工作，我的本意是想过后请他做做妻子的工作。事情本来不大，马马虎虎说得过去就行了，这是完全可能的。另外，当天，我们确实要去麻地村开展工作，村里的干部都是预约了的。就是这些原因，我才答复第二天处理，他们走时都没有什么意见。后来事情变卦，有方方面面的原因。我们顾全大局，什么委屈都受得起，我只是想，即使我们这样做了，群众能理解我们吗？我们也是人啊？

    伍中正副所长的话与沈所长说的不太合拍。他说，在农村派出所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象这么婆婆妈妈的事情你只要肯管，24小时不吃不喝都够你忙的。有些明显属于治调组织和司法所管的事情，群众也来找你。他就是不去找乡司法，不去找村里的治调组织。找上门的事，我们又不能推，但解决纠纷有个方法和策略问题，什么事该怎么管，我们自有分寸。我敢说，如果象杨年冬和毛支书他们对待问题的这种看法和态度，公安机关就是为这种人每人设一个派出所，也未必管得了他们的事，让他们满意。

    事情过去了，但沈笑和伍中正说到他们在向杨年冬作检查和赔礼道歉时的情形总是历历在目。有一个瓶子在我心中打破了。那滋味里有酸、有苦、有辣、有咸，也有涩。警民本是一家人。江总书记给济南交警的题词是：“严格执法，热情服务。”但我想，这种服务是有规定性的，它只能在公安机关职责许可的范围之内，否则，派出所就成了过去的管家。公安部部长贾春旺在纪念江总书记为济南交警题词的会议上指出：“我们既不能离开宗旨讲执法，也不能离开职能讲服务……”。同时，我想这种服务也必须建立在彼此充分的信任和理解的基础之上。因为人民警察也是人民的一员，他们是人民的公仆，但不是人民的牛马。作为每一位老百姓，如果一味地坚持以自我为中心，公安工作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于个别人的一己私利，那么这种服务不仅是做不到的，就算做到了，也会变味和走调。

    我们呼唤完善的法制，我们同样也呼唤道德的完善。

    据说，杨年冬他们对最后的处理结果非常满意，走出会议室后，到街上一家馆子里共进午餐。他们炖了炉子，叫了啤酒。弥漫的酒气里掺和着划拳的声音与笑声，觥筹交错，气氛很是热烈。他们中间有人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中午的饭费由派出所捡帐！

    呜呼！

    来源：石门县公安局

    作者：刘少一